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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乞食人重拾人的尊严━━
献身乞丐拯救的施干

在乞丐聚集的台北万华，施干倾毕生财产和心力建造乞丐收容所━━爱爱疗，实践他协助乞丐自立与疗养的理想。

◎撰文／叶文莺·相片／台北爱爱院提供·翻拍／简清光

一九二一年，台湾总督府通令全台各地进行贫民调查，
在总督府担任公职、二十二岁的青年才俊施干，
奉派调查艋地区贫民，
从此开启他对乞丐社会的了解，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有量啊，头家啊，来疼痛咧！疼痛着阮啊，歹命的人哦
　　好心啊，阿婶啊，来助赞咧！助赞着阮啊，未讨赚的人哦
　　街头巷尾伊都四界乃，站惦门边讲好话
　　求着一碗冷奄粥，给人看轻嘛无问题啊，无问题……」

这是歌仔戏里的「乞食调」。放弃自尊，忍受卑微，拄着拐杖、手捧一只破碗沿街顾盼、乞怜，等候希微的施舍，道尽了乞丐生活的辛酸。

乞丐，自古皆有。发自身上不洁的气味，不分时、地频繁向他人需索，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日治时期，台北却有位年轻人老从街上把乞丐带回家，他变卖财产建造收容所，供应乞丐吃、住、就医，并教化他们学习技艺、从事生产，使得台北街头的乞丐因而「绝迹」一时，博得日本皇室的重视与奖赏。

被尊为「乞丐之父」的施干，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七月生于台北沪尾(淡水)，四十六岁因脑溢血病逝；他从二十四岁开始，将生命黄金岁月倾力于拯救乞丐，堪称一则传奇。

●【乞丐扑灭宣言】
吾人不承认社会上应存在乞丐。因为确信其为「不可有」，吾人必须从社会上扑灭乞丐。──施干

施干，淡水营造商施论之子。施论原本服务于警界，后来转业从商，经济条件颇佳。

自小沉静而好学的施干，一九一二年自沪尾小学(次年改为淡水公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进总督府工业讲习所(一九一九年改制为台北州工业学校，现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本来是为日本人子弟所设，很少台湾人能够考取。土木建筑科毕业后，一九一九年受聘进入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担任技手；在同辈之间出类拔萃。

一九二一年，总督府通令全台振兴社会事业，要求全岛各地设置贫民调查机构；施干奉派进行艋(今万华)地区「细民」(日语贫民之意)调查，开启他对乞丐社会的了解，也决定了这个二十二岁青年一生的志业。

施干调查发现，当时台北二十万人口，约有一百二十名乞丐；沦落原因不外穷困、疾病、残疾、性格缺陷、精神异常、遭遇急难、犯罪、吸毒等等。他曾尾随乞丐，发现他们乞食后集中到「绿町」(今大理街)一带，那四周都是甘蔗园、竹林和墓地；一座建于清末的乞丐寮早已摇摇欲坠。

清代台湾对于乞丐的管束，常设丐首来约束穷民，并且赋予稽查外地逃亡而来的盗匪之责。相传在台北的丐院，乞丐入院必须纳金于丐首，而最上层的乞丐头之下又有二头目、三头目；若遇婚丧、祭典等特殊节日，外出乞讨所得也需由上层的头目优先取用，剩下的才分给其他乞丐。

这种生态一直延续到日治时期。丐首拥有相当的势力与资产，下层乞丐虽说被保护，却也等于被剥削；而所谓约束管理，一旦乞丐违反内规，时常挨打。

而街头也屡屡上演严格取缔、恃强欺弱的场面━━只要日本警察出现，结伙乞食的丐群便闻风而逃，有如过街老鼠；一旦被逮捕难免遭受无情追打。施干就曾在一次艋的大拜拜中，见其求生不得的痛苦景象。

施干最同情的，莫过于丐群中有一家三代均靠行乞维生，似乎永无翻身之日；而被病魔缠身的乞丐景况尤为凄惨，露宿荒野、无助呻吟，或往民家屋檐廊下一靠，等着死路一条了！

有些家计并不困难的人家，却以廉价将盲童交由乞丐带走，作为乞讨的工具，把人头买卖当成是一种废物利用的方式；还有些不良少年无法改恶从善，随着年纪增长，一旦生病或坏事做尽，沦为半流浪的乞丐，后半生沉溺于乞讨与赌博之中。

一脚踩进「乞食世界」，窥见病态社会的种种现象，施干不禁感叹：「今天绚丽多彩、所谓现代文明社会的表面上所出现的善美，若将其伪装的化皮剥去，从其里面挖出无装饰的真实社会事象时，将变成反动性强烈而悲惨的旋流翻滚的悲壮世界──令人久久沉默、皱眉，无限感慨者甚多。」

实际理解乞丐的困境后，施干以诚实、严肃与认真的态度，将乞丐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面对。他常利用下班后去跟乞丐聊天，教导乞儿识字、资助病者就医；所做的事超乎例行公事。最后，他决心辞去公职，全心全力帮助乞丐。

不过，施干不认为自己想做「救济事业」，而是尽可能透过教育，帮助那些想过「普通人生活」的人实现愿望，也帮助可怜的人度过难关；最终目的，是让乞丐恢复尊严、自力更生，重回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

●【乞丐扑灭声明】
我愿自始至终以如此热情勇往迈进……我深知利己之极必将变成利他，而利他的彻底将成为利己之理……只有如此，所有贫民、乞丐，将被温暖的手所救济。 ──施干

单靠一人之力投身乞丐救助，施干这一番理想，最初无法获得父亲认同。他请二伯施焕说服父亲，让他变卖部分家产，在乞丐聚集的「绿町」买下一千多坪土地；接着请经营「施合发」木材行的大伯父施坤山捐助木材──一九二三年，施干二十四岁，搭建了乞丐收容所「爱爱寮」。

施干倾其所有，并辞去总督府令人称羡的工作搬进爱爱寮，从此与乞丐共住。他经常外出「巡街」找乞丐，后方总跟着一部挂有「爱爱寮」布条的二轮板车。当板车转回，院里早已烧好热水，准备替新来的乞丐剃头、沐浴、更衣、抓虱子。施干也参与这些清洁工作，即使身上常被虱子咬或者染上皮肤病，他也不以为意。

爱爱寮的生活条件相当克难。以木板建造的两层楼房，一楼是男、女分开的通铺，住着身体健全以及眼盲、残障者；二楼为病室，收容麻疯病、性病及吗啡、鸦片毒瘾等必须医治者。

精神病患安置在后栋木房，被隔离在一个个铁笼，病情严重者加强看护，以防他们以碗敲击头部等自残行为；病情稳定者，允许自由活动，他们甚至能做些扫地、洗衣等简单杂务。

若有乞丐家庭，施干以三夹板隔成独立房间安顿；有时找不到木材，捡来几根木条钉牢，再找来报纸沾上饭粒糊成墙壁。

院内三餐是很大的开销，施干向军队标售剩余的大锅饭；每逢大伯的渔船进港也会送来小鱼加菜。衣服多由亲友捐赠，施干和妻女也时常将自己的衣服，修改成适合大小乞丐穿着的尺寸。

米店被老鼠咬破的麻布袋，施干也拿回院里，用削成小块的肥皂加水浸泡一日、洗晒后，一个布袋就是一床孩童棉被；两个布袋拆开接缝就是一件大棉被。物质生活之困苦可见一斑。

●【乞丐的救济教育】
救济应以教其生产为宗旨，对非健康者进行治疗，使其变为可工作的身体，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除收养之外别无办法……以上需要理解、爱及劳力。 ──施干

以个人力量进行乞丐救助是一分崇高的「理想」，然而施干事前的调查与了解，让他避免落于高度理想化。在进行乞丐调查时，施干即发现许多年轻力壮的乞者；可见并非给予物质就可以「扑灭」乞丐。

施干主张，与其给予乞丐金钱救济，不如给予生活最低限度所必需；与其给予生活所需，不如给予谋生之技，尤其对病患应给予医疗。

施干在着作中指出，在乞丐的精神方面倾注心力，或可拯救半数以上病态的社会现象。因此，除非是有生理缺陷的乞丐，施干鼓励身体尚可劳动的乞丐接受生产训练。他请人教导院民制作鸡毛掸子、藤编等技艺；一位简姓医师朋友提供现今光复桥下一块地，让施干教院民种菜、养猪。

「只要肯动、肯做，就会变出钱，就有饭吃。」施干常以此鼓励院民。他认为，解决乞丐问题不能只靠救济，应协助他们尽可能自立，不要心存依赖。即使是憨傻的乞丐，他也分派他们拿馊饭菜喂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有些乞丐的生活散漫惯了，特别是性格缺陷者，既难说之以理，更遑论约束管理。曾经有一位院民不满爱爱寮的环境而与施干辩论━━
「你把我带回来，就要给我吃、给我睡，我现在要吃饱、睡饱。」
「没有错，但我请你来，是希望让你有『将来』。看你要种菜还是学技术？」
「我都不要，我伸手就有得吃。」
「我是要教你们技术，让你们有能力。」
「我肚子饿，你的菜不够我吃。」言下之意，在外乞讨胜过待在爱爱寮。

施干将他带入厨房，打开锅盖说：「我这些菜要给一百多人，怎能让你吃这么多？你慢慢就会适应，我总还没拿盐巴让你配饭吧？」

施干与乞丐为伍二十三年，他和乞丐交朋友，作他们的心灵导师。过去，不论是官设的收容所或是私营的乞丐寮，顶多供应物质；施干向乞丐分析事理，以智慧和耐心感化代替严格禁绝，还尽可能培养他们谋生能力；将社会救济提升至心灵的层次。

在爱爱寮，院民可以外出，也会在生活上相互约束，但有人实难戒除吃、喝、嫖、赌不良习气。施干的次女施美代回忆父亲处理这类问题的态度：「父亲认为，喝酒之后顶多醉了、睡了；男女交往，只要不乱来即可；他唯独不愿见到乞丐赌博，如果被他亲眼看见聚赌，他没收四色牌，并且将那些参与赌博的院民禁足。当时没有听说有谁不服气或是反抗他。」

对于院内的鸦片及吗啡瘾者、麻疯病、精神病患，施干也协助他们接受治疗。这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幸好施干获得同乡医师友人杜聪明，以及王耀东、林启宗等多位医师到院免费诊治及送药。

其中，杜聪明医师在艋设立的「台北更生院」，正好进行吗啡及鸦片瘾者的研究，他以渐进方式协助爱爱寮病人戒断，帮了病人很大的忙。

●【乞丐与社会之爱】
乞丐与社会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制造了乞丐，所以应拯救乞丐，而且其责任者应为社会。社会上的人应爱他们，拯救他们。 ──施干

在老弱病残的乞丐群中，施干所收容的「乞食囝仔」显然替爱爱寮注入了一股活力和希望。

施干带回的流浪儿，经常由他的长女明月、次女美代照顾，帮他们洗澡、更衣、盛饭、添菜。这群流浪儿与他们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人数最多时出现二十四位流浪儿就着一张长桌吃饭的盛况。

一位三岁女孩，母亲精神失常被隔离，她常隔着笼子和母亲对望，有时母亲会作势打她。施美代心疼，把这孩子带在身边跟着她睡。女孩经常尿床，几乎把榻榻米泡烂了！施美代拿着麻布袋一层又一层地铺着，她的学生服放在榻榻米下自然烫平，早上醒来却见一处又一处尿渍，睡在另一边的大姊也常在白天穿着染了一身尿骚味的衣服。

施美代说：「我有时想处罚她，但父亲说小孩本来就会尿床，谁教你半夜不叫她起来小便？」

施干曾眼见乞丐的下一代从年幼时即在恶劣环境中被养育，并被训练行乞，因此，他特别注重「乞食囝仔」的教育与出路安排。

「做人不要让人家看不起，要去读书。」爱爱寮的孩子一到就学年龄，施干就让他们上小学。

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后，自愿留在爱爱寮做些打扫、烧水等杂务；有的孩子没考上技术学校，施干徵询他们的意愿，带他们去学木工、做厨师等等。

施干带孩子去学艺，总问清楚：「这孩子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吃什么？睡那里？一天工作几小时？学多久能『出师』？」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看，有时还把他们叫到外头问：「吃得饱吗？待得住吗？」

「只要有可能，应让这些悲惨的人们品尝人生真正的滋味。」施干视乞儿若己出，这是他由衷的盼望。

有个叫阿坤的孩子，施干看他能做事，告诉他留在爱爱寮烧水没出息，不如去学做料理。施干有个亲戚在卖寿司，阿坤就到那儿从洗碗做起。阿坤学成到基隆开店，生意不错，曾带着他亲手做的料理回爱爱寮请大家品尝呢！

施干偕家人一同奉献，让许多经过爱爱寮收容、照顾和教化的乞者摆脱流浪贫苦的命运；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那些乞儿长大后多半拥有一技之长，真正过起普通人的生活，不再饱尝餐风露宿的流浪滋味，凭藉自己的力量活出了尊严。

●【实现理想的困境】
我们以生命作赌注呼吁乞丐救济，是坚信只有站在人类爱、人道的立场上，才能指望解决问题。只有爱可怜人之心、爱敌人之心，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太平。──施干

施干热爱阅读，尤其心仪贺川丰彦、西田天香这两位日本人道主义思想家，受其影响颇深，「拯救乞丐」俨然成为他毕生的虔诚信仰。他审慎地开始，不轻易放弃，也努力实践，更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重视。

施干认为，「社会上的『文明人』，若人人能减少自我欺骗与对社会的抛弃，进一步认真地自我反省与对社会进行严肃的凝视时，就能将眼前黑暗、绝望、不可有的社会，转移到更光明、更有希望、更有可为的社会。」

令人泄气的是，乞丐问题在当时不仅不为社会人士所能设想，大多数人甚至采取全然不在乎地坐视不救、装聋作哑的态度。施干自己也说：「或许还有人认为要扑灭乞丐，前所未闻，简直是疯了！」

他认为，乞丐应防止而不应救济；虽然防止也是一种救济，但这与自由放任而为后再予以救济，宗旨上相当不同。

当「乞丐」职业化后，他们只管诅咒社会，恣意做坏事，使乞丐社会随着时间的变迁，更为复杂，更加恶化；加上社会上的人们不了解乞丐的心理，施舍只能更加重乞丐的邪念而已。

施干认为：「若慈善、施舍未曾进行，无疑今日社会不应存在乞丐。乞丐被错误的慈善养育的结果，在外观上愈可怜的人，施舍愈是滚滚而来；而沉溺于乞丐职业的人，最后将不顾一切发挥出动物性的本能，精神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身体腐烂到不堪入目的状态。」

因此他呼吁：「无论因何原因成为乞丐，社会不要装作看不见，相反要进一步对其干涉，建立以防患于未然的设施，乞丐将有可能从社会底层被拯救。」施干认为，乞丐救济是社会事业的根基，若不从「贫民中最悲惨濒临死亡者」的乞丐救济开始，真正的社会事业不可能出现。

至于救济的方式，他认为：「若不详细理解乞丐的心理与生活状态，贸然投入救济事业，犹如缘木求鱼不会有好结果。要将他们导入完整的人，必须从改变乞丐心理开始。」

乞丐问题之难以解决，施干认为不在于经费不足，而在于社会的无情和冷酷，导致恶性循环。「拯救这个问题才是真的救济，是当前最大急务，同时又是文明人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发表着作──《乞丐是什么》、《乞丐扑灭论》、《乞丐社会○生活》，极力倡导拯救乞丐的必要性及救助理念。当时发表着作除了提倡观念，出版所得也是爱爱寮收入之一。

「现在我痛感到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认真帮助他们。换言之，在资金上陷入穷途末路之后，我不能坐视不救正活着同胞的精神或肉体而苦恼，并比任何人更痛感到自己罪恶深重。」可惜施干的呼喊，得到的回应相当冷漠。

施美代说，小时候常看父亲坐在桌前想事情，有时从他面前走过都没发觉。「父亲没钱，却放不下那些可怜人。他不贪吃也不爱美，他有毅力尽量改善乞丐的生活，让他们知道上进、赚钱养活自己。可惜那时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是他可以商量事情的对象。」

在资金最困窘之际，施干不得不遣散部分年轻乞丐。如此一来，乞丐复出台北街头，不堪其扰的店家透过保长联名，日本政府方才准许施干向商家募捐。这些收入终于让爱爱寮维持了一段稳定时期。

日本直木奖、芥川奖创始人──名作家菊池宽到台湾旅游，发现台北街头没有乞丐，感佩于施干的精神，将施干的着作带回日本发表，并且提笔赞扬施干义行。

此举使得爱爱寮获得日本天皇的重视，一九二七年施干获邀赴日参加昭和天皇登基大典，天皇并御赐赏金──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六年间，每年由宫内省颁发奖励金「壹封」(一千日圆)补助，施干将这笔钱全数用来建设爱爱寮。

●【爱的延续】
我只是平凡的弱女子，都是靠主耶稣的爱与恩赐，才能持续该事业至今。所以我日夜学习主的牺牲精神，忍耐到底，以求无愧于心而已。──清水照子

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事吃紧，台湾屡遭盟军飞机轰炸。平日照顾乞丐，又担任艋区长、青年团团长的施干，奉日本政府之命带领院民到南机场工作。

患有高血压宿疾的他，或许是大热天连续工作劳累，突发脑溢血，医药不及救治，以四十六岁之龄早逝。留下妻子、六名子女和爱爱寮两百多名乞丐。

施干短暂的生命，却能让济助乞丐的理想得以延续，归功于他前后两任贤内助──谢惜、清水照子。

施干与元配谢惜育有两名女儿明月、美代。一九三三年谢惜因操劳院务而去世，当时才四岁的美代长大后从长辈、邻人得知，母亲与父亲一起经营爱爱寮，对院民爱护有加，常替乞丐剪指甲、抓头虱、洗涤秽物，丐民生病，她服侍汤药；当爱爱寮经费陷入困境，她卖掉嫁妆、首饰，并向亲友借贷，帮助丈夫度过难关。

谢惜往生，对施干打击很大，不仅两个孩子还小，更失去了经营爱爱寮的左右手；院民听到消息，许多人号啕大哭。

施干的堂妹施秀凤旅居日本京都，常向邻居清水照子提及施干拯救乞丐的精神；心地善良的清水照子心生仰慕，两人开始通信交往。一九三四年，两人在京都贺茂神社结婚。

清水照子出身富商之家，毕业于京都第二高等女学校，在家中四姊妹中排行老大。父亲本属意她招赘，然而她仰慕施干的为人，不顾父亲反对与告诫「危险啊！台湾到处是带刀的土着和毒蛇。」跟着长她十一岁的施干来到台湾。

二十四岁的清水照子，乍到陌生之地，跟着住进一、两百人的乞丐寮，脏乱破陋的环境加上精神病患隔着铁笼发出的尖叫与痴笑，她一时无法适应；但当认清自己的选择与处境后，她开始跟着施干照顾院民。

擅长女红的她常把自己的衣服重新裁剪，制成孩童服装，帮爱爱寮的孩子装扮整齐。院内妇女生产，她预先给新生儿准备衣服、尿布，还不忘关照产妇有没有奶水。若产妇为盲女，她则雇请院内女乞丐帮忙洗衣服，请厨房给坐月子。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台湾进入战时体制，物资更加匮乏，照子拿出结婚戒子、衣服、棉被典当，与两百多位院民一起撑过那一段艰辛岁月。

日本战败投降，将台湾归还中国，大约有七十万日本人被遣送返日；当年才三十五岁、失去丈夫的照子，在去留之间，无法放弃爱爱寮的院民。女儿施美代说：「当时院民一直跟她说：『先生娘，不要回去！』」清水照子最后选择归化为台湾人，改名施照子，承继先生未竟的志业。

●【乞丐救助的原动力】
若人不为创造人类幸福而过社会生活，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实际上与危险思想一样，或更加危险。──施干

昔日，民间俗称乞丐聚集之地为「鸭仔寮」，施干取其谐音，创办了「爱爱寮」。这「爱爱」两个叠字，无非说明了施干献身乞丐救助的原动力──他坚信，只有站在人类爱、人道的立场上，才能指望乞丐问题获得解决。

「那种认为可怜人成了乞丐是他人之事、与我无关等想法，将使社会更加浑浊，使乞丐一直增加。」

「社会决非仅以『处处想赚钱即可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就是幸福。若人不为创造人类幸福而过社会生活，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实际上与危险思想一样，或更加危险。」

「爱爱寮」走过八十二载岁月，随着近年各社会福利机构兴起，残障、麻疯、精神病患已经陆续转介到专门收养机构；一九六一年停办育幼院、停收乞丐、街友；一九七三年起停办妇女教养所，增加安老所，专收男性老人。

二○○二年清水照子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幺儿施武靖继任院长。如今台北市大理街一七五巷内原址更名为「台北市私立爱爱院」，日治时期的乞丐收容所，转型为私立安养院，提供公费孤老安养，亦兼办自费安养业务。二○○五年九月，院方拆除一栋老旧建筑，动工启建新大楼，以打造更符合现代化的老人养护设施。

人们咸认为，不仅「穷人」、「乞丐」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难凭一人之力解决，即使愿意施舍，也只能偶一为之，无法长期供应。

回头看施干对于乞丐问题的思考与回应，以及他一手创建的爱爱寮，通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望着至今仍存在于台北大理街的「爱爱院」，活在台湾「日本时代」那个纤瘦而年轻的身影，不禁壮大了起来……

「台湾乞丐之母」清水照子的事迹，2001年登上日本《每日新闻》报导。原是京都富商千金的她继承先夫遗志，牺牲个人幸福，让众多乞丐得到庇护，是台湾与日本的期同荣耀。

我的父亲
◎口述／施美代·整理／叶文莺·摄影／简清光

我们六个兄弟姊妹都在爱爱寮长大，从小就看父亲一直收乞丐。他睡得很少，但很少打盹；常在想着养鸡、养猪、养实验用老鼠……看看做什么事可以赚钱给乞丐吃饭、治病。

父亲很忙，学校母姊会从不参加，老师就带着同学来做家庭访问。我不敢让同学到家里，怕被他们笑；他们如果出现在我家门口，我就脸臭臭地。父亲却招呼他们：「来来来，进来！这里也有很多小孩。」他们看到爱爱寮里面很多人没有眼睛、鼻子塌下去，也不敢进来。

有一次我跟父亲说，同学的父亲赚了钱，要给她买毛线衣穿。
「我都没有！」
「毛线衣长什么样，你看见过吗？」
「没有啊！毛线衣就是毛线衣嘛！我也要。」
「等你长大了，要十件、八件都可以。」

父亲不曾反对过我们的想法，但是他让我知道，别人可以拥有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啊！但他鼓励我：「等你长大了，要什么就有，但是要读书喔！」

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到「将来」这两个字，我不太懂「将来」的意思。有一次，父亲看到一位脑性麻痹的女孩，他说：「我在想：这个孩子一只手没有办法，将来不知道谁给她弄？」我就说：「我给她弄啊！」他就说：「对！对！对！」

●

父亲所有的钱都用在爱爱寮，他接受邀请去日本参加昭和天皇即位大典的时候，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淡水名人、日本国会代表贵族院议员许丙先生的身材和父亲差不多，就叫我父亲去他那儿挑选西装、衬衫，又送给他袜子和皮鞋。

典礼过后，父亲将那几件质地较好的衣服放在一个木箱。结果那一年夏天，爱爱寮的孩子把木箱里值钱的衣服拿去典当，得了钱四处游玩，等到天气转凉了才回爱爱寮。父亲看他们回来也不骂，要回当票去把衣服赎回来。

母亲照子很善良，看见人家可怜、受苦，她很容易被「染」到。她有一叠借条，全是父亲写的，父亲过世后，她拿出借条对我说，这些是你父亲给我的财产……

父亲去世时，大姊参与「爱国妇女会」被分派在广州陆军病院服务，日本投降后回到爱爱寮帮忙。还好母亲留下来，否则大姊、我和底下四个弟弟妹妹就成了孤儿，也没有现在的爱爱院。

母亲不太会讲中文，看不懂公文、书信，无法与人直接沟通；大姊替她翻译、处理院务。我从赤十字病院护理学校毕业，二十六岁回到爱爱寮，和大姊两个人服务到七十五岁才退休。

●

三十多年前，我和大姊到距离爱爱寮较远的一个场买鸡，老板一直看着我笑。约好二十分钟后来取，我和大姊到附近逛，回来时，袋子里放了两只鸡，我猜想老板拿错了！

「阿美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天来仔！」

天来仔从小住在爱爱寮，他怕我忘了，提醒我说，他的父亲早死，母亲叫阿玉仔，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大哥。

多出来的一只鸡，天来仔说要送给「先生娘」吃。我和大姊不好意思不拿钱，商量好把钞票放在鸡笼上面赶快跑。天来仔追上来说，他们一家在爱爱寮吃、住好几年，这只是一点小意思。我说：「吃多少都过去了，现在还认得人就好。」

天来仔和他大哥已经结婚，大哥生了七个孩子，他有五个。听说两家人用餐要排两张桌子，全靠这个鸡肉摊子吃饭。

还有一对眼盲的夫妻生了第三个儿子，叫我给他取名。我问妈妈取什么名字好？妈妈说不如叫做「三郎」。

三郎长大后在卖菜，有一次台风过后菜价很贵，他带了一些菜送给我。我问他怎么有本钱卖菜？他说有个信任他的人带他去批发，先拿菜回来卖，三天内去付钱。

问他一天赚多少钱？三郎说，菜价高就少赚，菜价低就赚多，掩来扯去地，还过得去啦！

我心里很感动。他的父母都是乞丐，本来被当作没有用的人，到了他这一代，可以卖菜养活自己和一家人；他有责任感，不向人乞讨，「啊，这个人变有用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

我从没想到拥有这样的父母多骄傲，而是感谢他们做这些事，让那些人从本来无用的人变成有工作、有饭吃、有房子可以住的人，而且子孙的将来也不错。

鸭仔寮
◎撰文／叶文莺

台湾是个移民之地，明清以降，先民从内地渡海垦殖，各人境遇不同，谋事不顺者缺乏家族支持，沦为流民、乞丐者众多；因此，清廷比照内地在台设立养济院、栖流所、留养局、孤老院等机构，收容孤老残疾、无以安顿的流民，也兼收乞丐。

当时台北有三处着名的乞丐寮，分别位于万华龙山寺附近、学海书院边街(今广州街)，以及大稻埕鸭寮街一带(今南京西路)。大稻埕附近的泉州移民，为了感谢乞丐在漳、泉械斗中立功，遂在保安宫后宫兴建「天子门生府」，专供乞丐定居。后来因为乞丐人数逐渐增加，又加建了另一座乞丐寮，而有「顶寮」与「下寮」之分。

竹堑之树林头(今新竹县境内)也有一座「鸭母寮」，原本是一间用来养鸭的茅草屋，后来人去鸭空，遂成为行旅病人或孤老残废无法生活的乞丐栖身之所。最盛大时，男女众超过百人，结草寮至三十余间；声势壮大的「鸭仔寮」，便成为当时台湾乞丐寮的通称。

乞丐三五成群、流窜各地，许多人日为流丐、夜为窃贼，常因暴力强乞、藉尸吓诈，自尽图赖、聚党吵扰、械斗滋事、舟轿勒索、斗量纠纷等等，侵扰人民至深。

一八九九年，日本政府严禁人民在街求乞。当时台湾乞丐人数将近千人，清代留下的乞丐寮破落不堪，日本政府也未设立乞丐收容所，单靠严明律令，岂能禁绝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疾病缠身、无处为家的乞丐现身街头？

就在日本政府禁绝街头乞食的这一年，台湾的「乞丐之父」施干诞生了；当人人远离，他选择与之为伍，在乞丐世界这一驻足，便在台湾历史留下了深刻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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