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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Fredrik Johnsson、吴文 因为有爱，瑞典的Peter和Anette与中国的小Nina成了一家人； 我们预定八日晚间在Avesta落脚，并请黄女士与Anette－－Nina的母亲－－联系，确认于九日上午十点登门造访。 自哥登堡(Goeborg)开车到Torsaker约需六个小时车程，我们中途在Vasteras休息并拜访慈济人张老板夫妇，之后继续驱车前往Avesta－－一个位于Torsaker南方约五十公里的小城市，当晚即由Avesta慈济人叶老板夫妇款待膳宿。 瑞典地广人稀，但藉着慈济大爱的连结，更串起台湾同乡们的情感，大家都非常关心并热情地协助我们达成此次任务，令我们除了使命感之外，更期望不致辜负诸多慈济人的关怀。当晚，我们便带着浓郁的乡情温暖入眠。
Peter和Anette带领我们参观屋内的同时，Nina忍不住开心地展示着她的卡通书籍与游戏盒。虽然她的头发因化学治疗而光秃稀疏，但是，她的瞳孔颜色告诉我们，她并非Peter与Anette的亲生小孩；Peter稍后告诉我们，Nina是他们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底从中国大陆领养回来的孩子，那个时候Nina约一岁大。 当Peter引领我们到厨房桌前坐定、准备进行采访之前，我们心里已然明白：虽然Nina现年只有五岁，但是，Peter、Anette与Nina这一家人其实已经共同经历了一段生命中的考验。 Peter和Anette经瑞典政府严格审核，获得成为养父母的资格后，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底和同行的另五对领养父母来到中国江苏省江阴市，与女儿Nina第一次碰面。在办理领养程序时，他们从中得知，Nina是一个被弃养于街头的婴孩，连江阴市福利院都无从得知其亲生父母的任何资讯。Peter翻出一页由江阴社会福利院提供的健康检查表格，检查纪录时间为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内容记载着Nina的中文名字为「江珑」，身长六十三公分，体重五公斤，其他视力、听力等都登记为正常。Peter和Anette心想，这小女孩之所以被弃养，可能是中国大陆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原因吧？对那健检表格并没多做其他联想。同年五月三十日，他们便带着一岁大的Nina一起回到瑞典家中。 Peter任职于瑞典的西门子公司，是一位技术支援工程师；Anette则正在进修，即将为人师表。自从Nina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他们对Nina的呵护及疼爱就像亲生父母一般。 一开始他们就察觉到，Nina的发育不如一般一岁大的小孩；但是，他们同时也观察出，Nina是一个个性坚强且学习能力很高的孩子。自Nina来到瑞典后的六个月里，Peter和Anette很快乐地与Nina一起成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某一天，Nina的眼睛突然浮肿无比，Peter便带Nina去看眼科，眼科医师开了消肿药剂给Nina；但是，Nina的眼睛不但没有消肿，反而更加肿大，Peter和Anette随即再带Nina到当地地区医院就医。检查后，地区医师诊断有可能是肿瘤疾病；因此，他们被转送到Astrid Lindgren医院。这是一家特设的儿童医院；Astrid Lindgren是瑞典一位有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去年才刚过世。 Peter和Anette知道，该特设医院有第一流的医疗设备器材及最专业的医师与护士会帮助他们与Nina身体里的病魔对抗；但是，在种种检验报告未有结果之前，对于地区医师所臆测的病情，他们一会儿感到沮丧，一会儿觉得慌乱，茫然的心情有如走在五里雾中一般。 Astrid Lindgren的医师诊断后，断定Nina的病症是血癌，更精确的医学名称是急性脊髓血癌（Acute Myelogic Leukemia）。Peter和Anette被告知，一般血癌的存活率为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但Nina得的这种急性脊髓血癌则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率。 回想起当时得知Nina病况的心情，他们实在无法想像自己那段时间是如何走过来的，其心情之沉重实是难以笔墨形容；尤其是有三个亲友亦因癌症而过世的Anette，更是难以承受才一岁半的心爱女儿也患了癌症的事实。 在确定病情的数天后，医院即着手为Nina安排了妥善的疗程，小Nina的生命能否延续，就全看她的身体反应了。 一切来得这么突然，Peter和Anette还没能来得及处理自己内心的恐惧与忧伤，就必须配合医院方面接踵而至的疗程，当然更必须振作起精神，好做为女儿最坚强的精神支柱。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在医师与护士的专业、各式先进的医疗仪器以及其他病童家属的相互鼓励下，他们越来越有信心能和Nina一起度过这个关卡。 医师先在Nina的左前胸内置了一个塑胶微管，为化学治疗进行准备；疗程是一连五天的化学照射，然后中断几天让Nina的身体休息。Nina的身体对化学治疗的接受程度情况算好；但是，因为化学照射治疗同样破坏到Nina的身体免疫系统，使得Nina的体温在治疗过程中时高时低，因而必须服用抗生素。每当Nina的身体在一次疗程后稍见起色时，下一波疗程又紧接着开始。 一连六个月，Nina的身体经历了许多副作用，包括：脸部肿胀、呼吸困难、毛发脱落、情绪起伏、体温巨变以及一切难以言喻的痛楚；然而，Nina总是能提起精神，且时而气力高昂地面对一切。 这段期间，Peter仍持续上班工作；但是，午餐、下班后的夜晚以及周末，都是在医院与Anette及Nina同心奋战着；Anette则是全心照护着Nina。除了彼此并肩与病魔对抗之外，Peter和Anette从其他病童家属身上也得到了许多支持，还因此和另外两个癌症病童的父母亲成为至交。当然，Peter和Anette对Astrid Lindgren医院的医师及护士小姐们的鼓励与关怀最是赞赏，这可是最令他们安心的精力补充来源呢！ 二○○○年五月，Nina体内过多的白血球已经受到控制，两岁的Nina熬过来了。可是，由于Nina的免疫系统在化疗的破坏下尚未回复健全，她的身体因此很容易被任何细菌入侵感染；换句话说，Nina接下来必须尽量避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这对一个两岁的小孩来说是何等严苛挑战啊！医师准许Nina回家后，一家人的生活都以室内活动为主，小心翼翼地为Nina的小小身体做复建，好回复正常的家居生活。 想不到，Nina回家约五个月后，在一次例行的返院检查中，医师再度检验出癌细胞的增长。Peter和Anette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更无法接受为何小Nina的命运如此多舛；更忧心的是，小Nina能否再一次与病魔搏斗。 问题是，这一次Nina所需要的不只是忍受身体上痛楚以及对抗癌细胞的意志力，而是必须为她移植新的骨髓，否则－－医师一字一句小心地告知Peter和Anette－－Nina即使继续接受癌细胞治疗，她的存活机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雪上加霜的是，最容易求得配对吻合的骨髓捐赠来源，是来自病人的直系或旁系血亲；但Nina在当初被领养的时候，中国江阴福利院方面根本没有任何Nina的亲属资料，要寻得和Nina吻合的骨髓配对谈何容易！ 离开Astrid Lindgren医院，Ahlin一家人准备转至Huddinge医院，对新医院又将有一番新的调适。眼前面临的困难除了寻求适合的骨髓配对捐赠外，还必须要在骨髓移植之前把Nina身上又增长的癌细胞清除；然而，小Nina的身体能否承受得起再一次化疗，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所在。这些程序需要的不只是Ahlin一家人的意志力及庞大的医疗经费，还需要各骨髓捐赠中心的协助再加上运气，才「可能」寻得吻合的捐赠者。但是，别无他法，Ahlin一家决定尽其所能地与医院方面配合。 Peter依瑞典员工福利条款向公司申请一年病假留职停薪在家，决心与Anette全力支持女儿Nina一起克服难关。父母两人不久便对Huddinge医院建立起信心，如同对Astrid Lindgren医院一般。Huddinge医院的医疗设备完善，医护人员对移植手术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Peter和Anette虽然对一切未知数深感忧心，但是仍坚强地支持着Nina，一同怀抱着无限希望！ 当医院为Nina展开清除癌细胞疗程的同时，Peter和Anette首先向中国方面寻求协助，希冀获得和Nina有血缘关系的任何亲属资料，同时也向瑞典国内一个叫做「Tobias Register」的骨髓捐赠连线中心登记，但是这两个方向尽皆落空。国内系统寻求不成，下一步便是向国际医疗单位求救了。在向数个全球性骨髓捐赠中心登记不久后，很幸运地，他们得到四个配对吻合的捐赠者，其中最相符的一位是透过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追踪而得。这个好消息对Ahlin一家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奇迹，Peter与Anette心中的兴奋与激动自是不可言喻！ 捐赠来源是在十一月找到的；迎接十二月圣诞佳节的到来，Peter与Anette的情绪更紧绷到了极点。当移植手续在台湾及瑞典两方医疗单位进行联系的同时，Nina则在化疗过程中坚强地奋战着。 在Huddinge医院与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接洽之下，最后决定由Huddinge医院一位有经验的护士前往台湾取回捐赠的骨髓。 该护士向Peter及Anette述说：她抵达台湾后，受到慈济医院人员亲切的安排及接待，甚至有新闻记者随行采访；她并对慈济医院的医疗设施及人员的专业，印象非常深刻。 慈济医院方面的取髓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将骨髓以医疗用的塑胶袋装妥后，瑞典护士及这一袋能扭转Nina命运的骨髓，便由慈济人员护送到机场而返回瑞典Huddinge医院。这位护士颇为没能和骨髓捐赠者见面而深感遗憾。 Bone Marrow Transplant（BMT）意即骨髓移植，这项手术的时效性对于移植的成功与否影响很大。Nina的身体反应越来越不乐观，在医师们的综合考量之下，移植手术必须立刻着手施行。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Nina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手术时间约两个小时。在手术过程中Nina清醒着，新的骨髓如同输血般一点一滴地输进小Nina虚弱的身体里。Peter和Anette如坐针毡地陪伴一旁，和医护人员们细心地观察着Nina的身体对输入的新骨髓有何反应：究竟这个移植手术将延续Nina的生命涓流，还是Nina短短两年苦楚生命的终结？ 度秒如年地观察之下，Nina的受髓反应良好，种种迹象都显示移植的骨髓和Nina自身的血液融合得很好，只有一些细微的不适，像是口腔肌肉酸疼及异常的肤色反应等。综观之下，Nina真的重生了，在众人的爱心与呵护下存活下来！ 骨髓移植后的数个月内，Nina必须与外界隔离，以重建她身体内新的血液系统，还有因化学治疗而遭到破坏的免疫系统；Ahlin一家人因此在Huddinge医院度过了二○○○年冬天。这段期间，由于Nina体内免疫系统虚弱，她对任何进食反应都非常敏感，就连水都必须由Anette一小汤匙一小汤匙地喂她，食物的质量方面也都必须极具耐心地配合着Nina体内系统的重组发展。 大约三个月的隔离恢复期，Peter和Anette非常谨慎地放置病房内的物品，以避免Nina碰触到任何菌体；但是，Nina还是不免经历了一些感染病痛。在爸妈的呵护与陪伴下，Nina还能提起精神做一些游戏及活动，从她的病房里，偶尔会传出些许嬉戏笑闹的声音。 出院的日子终于来临，二○○一年春末，Ahlin一家人欣喜地回到位于Wall村的家中；不久后，Nina幸福地在自己的生日蛋糕上吹熄那三根小蜡烛。她的身体状况在回家后不断进步，数个月后，Nina的饮食作息已经越来越正常而健康了。 今年五岁的Nina，在采访当天虽然有点流鼻涕，却显得活泼好动。当我们一起跟她玩恐龙游戏时，她不但口齿清晰地向我们解说游戏规则，而且灵动的眼眸和我们眼神交接时，是那么地专注且热情。除了稀疏的头发之外，我们实在难以将眼前这个伶俐可爱的孩子和那个历经病苦摧残的小女孩联想在一起。 Peter和Anette说，Nina最近已开始了解自己与其他小朋友的一些不同处；例如，她左前胸内的塑胶微管何时可以拆除？此外，Nina也发现自己的瞳孔颜色较深，与她的朋友们不尽相同。不过，Anette说，这个暑假他们将与另外五个当初一同前往中国领养小孩的家庭碰面；到时候，Nina就会多认识跟她一样有深色瞳孔的朋友们，对她来说应该会是很快乐的接触与学习吧！ Peter与Anette说，他们非常幸运地身为瑞典人；因为全部的医疗费用，有很大部分来自瑞典政府的福利政策支助；此外，瑞典癌症基金会也在交通费用上给予部分补助。Peter和Anette原本打算再领养一个孩子，但是因Nina的病情而拖延了。最让他们感激的是台湾那位善心人士的骨髓捐赠，以及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鼎力协助，才使得Nina的生命得以延续。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之后，Peter和Anette提到，他们原本今年五月要前往台湾参加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十周年的「相见欢」活动，但因台湾的SARS疫情而暂时取消，他们心里感到相当遗憾。当黄吟琦女士以电话与他们联系采访事宜时，他们心里十分感动，期待着与我们见面。 访问过程中，Nina与廖美鹅小姐玩得非常开心，还不时到厨房开心地探头探脑；Peter和Anette看在眼里，欢喜的神情自然流露。他们除了向我们表达希望能当面感谢捐赠者之外，更热切地询问有关慈济这个机构的种种。我们除了将《慈济》月刊、〈慈济骨髓捐赠中心简介〉以及一份杏仁茶礼盒做为见面礼之外，黄吟琦女士并完整地阐述慈济四大理念的内容，并介绍了证严上人如何一步一步地落实台湾东部的医疗及教育建设，以及上人对于佛法的体会、宣说与实践。 台湾、瑞典及中国大陆，因为有爱，Peter和Anette与小Nina－－江珑－－成了一家人；因为有爱，台湾的骨髓捐赠者挽回了江珑的生命；因为有爱，慈济人无所求付出的精神，串联起这样一个「大爱无国界」的真爱故事。祈愿这股爱的暖流，不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间菩萨，温暖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
九日早上，天空一片阴霾，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与叶老板一家人共进早餐之后，循路来到Ahlin在Torsaker镇Wall村的家；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看上去颇经岁月洗礼。男主人Peter撑着伞，引导我们将车停在宽广的前庭后，带着一行人来到屋前，女主人Anette站在门口招呼我们进屋，Nina则满脸笑容地站在一旁，体型看起来比一般五岁的小孩小了一号；瞧了我们一眼，便一溜烟地躲到Anette的身后。